●新闻事实
1998年5月19日凌晨1时许，深圳福田区石厦工业区内的奕达电子厂楼下忽然一声空响，一包电脑主机板从天而降。富有“侦探”经验的护厂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里应外合的偷盗，他们没有立即上前，而是静待贼人出现。
出现的是本厂员工，叫李朝战，当然至今无法知道他是不是护厂员所等待的人，因为稍后事态急剧发展，使这个结果对本案的进行已显得不为重要，但对李朝战而言，导致他的生命的结束，就因为他不明不白地恰巧在当时在那包物什边出现。
李朝战当即被四五名护厂队员擒获，审理当即开始。随着审讯力度加大——拳头力度加大，李朝战供出了一个“同案犯”。至19日上午7点，已有7名打工仔被这样顺藤摸瓜牵出。审讯日以继夜，上午8时，7人全部被押上一辆中巴，来到同属于老板的另一工厂仓库里。这时候，工厂老板、香港人孙世强尚未露面，但一切分明都在他的遥控掌握之中。数十名内地籍工厂主管、护卫员蜂拥而至，轮番而且尽其所能地开始这不同寻常的表演。首先他们将7名打工仔分开，分头审讯，防止7人通气，其次令这7人全部脱掉鞋子、衬衣，并且跪在地上。工厂主管钟志良在审讯李朝战时，声音越吼越大，最后，不得不用一黑色手电筒来表达这种气愤，其他护厂队员为了给主管解气，于是立即上前展开一番拳脚语言。开始还比较克制，后来，他们拿起了手电筒、方木棒、钢管，打手部、背部、脚部。就像人类最初拿起工具完成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一样，他们这群人拿起了工具，也完成了一次相反方向的转变。
第一轮打完之后，主管们让7个打工仔自己用纸笔写坦白书，写偷盗经过，写检讨，写完之后主管似发现不合他们心意，又展开第二轮殴打，就这样打了写，写了打。但4名主管和10多个护厂员的轮流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。至中午时分粗大的方木棒竟被用力过猛打断了，至下午，7名打工仔都已奄奄一息。据沙头派出所公安人员事后了解到，当时一名打工仔被一名主管飞起一脚踢昏过去，在场其他人马上用冷水泼醒，然后再打，直到下午6时许，这名不省人事的打工仔才被抬出去。从上午到中午、下午，这7名打工仔滴水未进，而打人者却不乏悠然。打人者之一梁卓兴在派出所承认，“上午他在仓库内参与殴打，中午11点半出来吃饭，下午2点多又回到仓库内打人，1小时后出来，4点多又进去，5点半出来吃饭。”这天，他在工作间隙，闲着没事时就打人去了。另一名主打者钟志良说，之所以会把人打死，就因为他们时不时地出门休息、处理其他事，回来再打时没有掌握好被打者的伤势情况。
当然以上的打只是手段，为了要个结果，好向一直在家里遥控的老板汇报，后面的打可就更接近本质，动起真格的了，因为老板来，老板也打开了，他们这时就不光是要打，还要打得漂亮。不光是用体力，还有想像力，要打得不留痕迹，打得你心服口服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被打者没有叫唤的力气，直到李朝战口中只有出的气，没有进的气。
事后，20日下午福田公安局老韩到达现场，发现，当时现场虽然已经清洗过，但仍可见无数蚂蚁在疯狂搬运剩余血迹。可见当时场面之血腥。
这里尚需交待的是，19日晚9时许，沙头派出所干警曾接到110电话有群众报案，火速赶到工厂，却被工厂主管挡了驾，他们声言平安无事。20日凌晨时分，奕达厂护卫主动向当地治保会报案，称厂里有人自杀。这时沙头派出所值班领导与两个干警赶到现场，汤副所长发现现场可疑，死者仰面朝天，尸体很直，裤腰带解开，光着脚，更引起他警觉的是死者脚部分伸在一个推土机的铲斗里。汤副所长立即叫来福田公安局法医验尸，这才发现死者遍体鳞伤，但没有跳楼自杀的致命伤处，遂把工厂有关人员带回问讯。
死者正是李朝战。李朝战被打死后，香港老板立即打发走正在接洽的客商，召来几名工厂主管及护厂员，商定对策，最后决定伪造假现场。
他们的设计思路是，李朝战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，写检讨书，写着写着，就畏罪自杀，跳楼身亡。他们在二楼的物料仓库内放置了一张桌子，桌上放一张纸，一支笔，最后是4名护厂员打开一扇窗户，将李的尸体抱到窗口放下去。
而对另外六名被打者，护卫队员人性觉醒先给他们每人一份炒米粉，然后恐吓：“你们偷的东西最后卖给了香港黑社会，现引出麻烦，他们为了杀人灭口，现要找你们算帐，我让你们走，马上离开深圳，不要再回头。”
5月20日凌晨起，13名参与非法拘禁、殴打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分别被沙头派出所收容审查。
6月3日福田区召开公开逮捕大会，宣布对上述犯罪嫌疑人逮捕归案。
●采访笔记
那天在福田区大会堂门口高高的台阶上，古铜色的囚服、十三颗低垂的头颅、两边威严的武警以及对准他们的中央电视台的镜头、久违了的高音喇叭都让人感到严肃、紧张，透不过一丝气来。
我久久地凝视他们，我想他们远在家乡的父母妻儿此刻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他们在深圳做事的儿子、丈夫、父亲此刻会站在这里，接受这样的仪式。十几天前，在父母妻儿的眼中，他们是“有出息的”，他们同样来自于一个个僻远的乡村，他们也正艰难行走在通向小康理想的小径上，他们同样地付出汗水、心血（当然更多的是人格、道义），他们同样用大量的剩余价值去换取那一点点的劳动力成本……
但他们杀了人！
我把照相机的镜头一次次地对准他们，希望能捕捉到一些流露于眼神的凶光，然而我看到的，是一个个悲戚、惊恐、抖颤的脸庞，有的甚至还有没褪去的大男孩子稚气……
他们原本属于打工者中的一员。
是什么使他们从一个队列站到了另一个队列？我想知道当时是什么力量鼓舞他们、使他们一次次地握紧拳头、挥起铁棒，重重地打向一个个毫无反抗能力的他们同类身上。
可以肯定，将一个健壮青年置于死地决非“举手之劳”、“瞬间一念”，公安机关的调查证明其中有漫长达24小时的肉体折磨。行为上的实施已属不易，而难度，我想更在于对自己内心防线的突破。“人命关天”、“生命属于个人只有一次”，我相信这些出身于普通人家的子弟对这些观念是深入骨髓的。可以相信，他们从始至终是没有致人于死地的愿望，但又是什么力量牵引着，使他们向这个目标一步步靠近的呢？被打者之一苟茂青之前曾被打昏过去，可用水浇醒之后又继续打，可以想见如果李朝战能够再次被水浇活，他的刑讯也不会到此结束。结果似乎早就注定是唯一的。
在看守所，我见到他们时，他们还全处于“懵”了的状态，他们好像还不知道为何会被带到这里，怎么打死了人。我问他们，“你从内心里憎恨李朝战吗？”“不恨。”“那为何要下毒手？”“……”“如果你们要不打呢？”“老板让打，给他打工，就要打。”“你们知道打人犯法吗？”“知道。”“知道，为什么还打？”“……”正如他们现在“懵”了不知怎么打死了人一样，当时他们也可能一样不知怎么会不打。给老板打工，打人是工作，打工就要打工，打人即是打工。
我曾问另一个工厂的保安，问他对此怎么看，他说在那种情况下，不打是不可能的，不打即使老板不炒你鱿鱼，你也没法混下去。在工厂当护厂员就要有点威风才能镇住大家的，这威风一半是靠打出来的，一半是靠势力树起来的。同事都打，你不打，你会被孤立，在工厂里如果一个保安是孤立的，他无论如何是做不下去的，即使同事不欺负你，那打工仔也会看在眼中，找机会收拾你——敌我矛盾如此严峻！
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磁场，当这一枚枚小磁放进去之后，它们就无法阻挡地具有某种极性？对于这一个个打工仔来说，当他们置身于那样强势的环境之中，他们也无法摆脱他们命运中被赋予的这种或那种、打或被打的角色的。
从奕达厂老板孙世强的口气中我不仅看到了这个场，而且我分明感到了这个巨大磁场的能量。孙世强在刑讯时说：“你说不说，想跟我斗，我用一卡车货20万就可以搞定你们全家。”当然他的另一半话，早已深入打工仔骨髓里，好好干，听我的话，我给你们工作，给你们钱。
当金钱转化为一种精神能量，或者说当精神力量可以用金钱去衡量、去发动、去补充、去放大时，能与之相敌的还有什么？
采访中我曾反复地想，什么才能阻止这次人命事件的发生。许多传媒同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法，指出他们的行为缘于对法律的无知。这样来解释每个个人是合理的，便对于决定这么一群人一致行为的集体意识是无法圆满的。可以假设如果其中某人明白了这样做是违法的，那他只会终止个人违法行为，使他这一份违法力量变成零，但这并不能导致整个事件的终止，事实上能够阻止事件继续下去的，必须有一种能和这种力量相抗衡的内部力量出现，来抵消、减弱以至于合力为零。这种力量可能是对弱者的同情、对残暴的愤怒、对正义的维护……然而我却悲伤地看到，在事件演进的整个过程中，这种力量从未出现。在整个漫长达24小时的非人折磨中，始终没有人出来阻止，或者表示出异义——这是一种失衡，一种导致必然结果的前提性失衡！
在采访中，这个结论又一次得到侧面证实。我问过不下二十名这个工厂里的打工仔，你们对保安员印象如何？普遍敌视。那你愿不愿当保安？不愿。当我把问题的顺序调个个再问其他人时，其答案正好相反，他们都愿意当保安，保安不用站流水线，工资又高。当一个人对他敌视的工作充满向往，这种矛盾本身即意味着一种扭曲，而这种扭曲必然带来的是人格的变形，道义的丧失。而在一个道义沦丧的群体里，还会为此类事件感到意外吗？
我只是感到打人的和被打的一样可怜。
 |
